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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宝成: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推进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

归档日期:05-04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马宝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习总书记指出:“当前,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;同时,我们要安而不忘危、治而不忘乱,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,始终保持高度警觉,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。”[3]进入新时代,必须全面、科学、系统地分析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、新趋势,这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。

  进入新时代,我国在自然灾害、安全生产、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主要领域的突发事件仍将易发多发。这个基本判断是做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基本前提。

  1.从自然灾害领域来看,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、分布最广、发生频率最高、造成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,地震、地质灾害、洪涝、干旱、极端天气事件、海洋灾害、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特大自然灾害分布地域广、造成损失重、救灾难度大。以2016年为例,全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近1.9亿人次受灾,1432人因灾死亡,274人失踪;52.1万间房屋倒塌,334万间不同程度损坏;农作物受灾面积2622万公顷,其中绝收290万公顷;直接经济损失5032.9亿元。[4]

  2.从安全生产领域来看,生产安全事故总量仍然偏大,在道路交通、矿产开采、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,重大事故频发,危及公众生命、健康和财产安全,威胁生态环境,造成重大社会影响。特别是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,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仍然偏大,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相对较高。以2015年为例,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相对较高:美国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分别是35092人, 1.25;英国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分别是1084人,0.48;德国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分别是3459人, 0.62;日本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分别是4859人, 0.53);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分别是58022人, 2.08。[5]从上述国家比较看,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、万车死亡率明显偏高。

  3.从公共卫生领域来看,鼠疫、霍乱等法定报告传染病、突发急性传染病、境外输入传染病以及生物技术误用滥用谬用的风险不断增大,食品药品安全基础依然薄弱,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增大。从长远看,目前,全球已经发现的病毒(病原体)有5950多种,还有32万种哺乳动物病毒需要人们去发现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潜在可能性较高。从自然因素、社会因素两个方面看,当前传染病流行的危险仍然较大。从自然条件看,全球气候变暖,生态系统失衡,微生物进化都为传染病流行提供了可能的条件。从社会条件看,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,人们的社会范围不断拓展,人口跨国流动加快,这些也为输入性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条件。由此带来的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任务将更加繁重、艰巨。

  4.从社会安全领域来看,我们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都还面临很大挑战。改革进入“攻坚期”、“深水区”,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,诱发群体性事件因素增多,社会安全面临新的挑战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由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,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由人员分流、养老金发放滞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,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由核电项目、化工项目、垃圾焚烧项目上马引发的邻避现象,都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,也是应急管理必须解决好的问题。

 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:“当前,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,我国面临日益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与风险挑战,公共安全形势比本世纪头十年要复杂得多,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变得交织、交错,各种境内安全事件与境外安全事件相互叠加、耦合和演化,产生系统性影响”[6]从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机理来看,呈现出自然和人为致灾因素相互联系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、既有社会矛盾与新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等特点。“在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国际化、信息化推进过程中,突发事件的关联性、衍生性、复合性和非常规性增强。”[7]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,网络技术在深刻改变着全球的经济、利益和安全格局。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,也为突发事件网上网下呼应、信息快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,加大了应急处置难度。这些都是新问题、新风险、新矛盾。

  与新时代对对于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的要求相比,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还存在一些“短板”。一是重事后处置、轻事前准备,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,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,信息资源共享不充分,政策保障措施不完善,应急管理基础能力亟待加强;二是应急队伍救援装备和核心能力不足,专业和区域分布结构不均衡;三是应急物资储备结构不合理、快速调运配送效率不高,资源共享和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有待健全,应急信息发布和传播能力不足,公共安全科技创新基础薄弱、成果转化率不高,应急产业市场潜力远未转化为实际需求,应急保障能力需进一步提升;四是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时期,与城市安全保障相适应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压力加大;五是基层应急能力薄弱,公众参与应急管理的社会化组织程度较低,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总体薄弱,社会协同应对机制有待健全。六是从维护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需要看,保护我境外公民和机构安全的需求不断增长,涉外应急管理亟需提高。[7]这些“短板”必须尽快补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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